优质生源和教师流失，县中困境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吗？

▲2022年4月20日，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熊绎中学，学生在操场上集体诵读诗词 图/视觉中国

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学者林小英不认为政策和制度应将更多资源分配给暂时跑得快的人，“如果人生是一场万米赛跑，学校老师教育这些孩子的几年可能都不到他们人生的一千米，你怎么能够断定这些暂时领先的好学生在万米终点站时是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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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林小英在深圳富士康的厂区访谈了一百二十多名工人——他们大多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平均年龄仅有23岁。问起他们进厂区前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林小英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不被期待的。”

林小英毕业于某县中，从湖南县城一步步读书升学至北京师范大学，再到北京大学，最后进入后者的教育学院任教。作为从县域教育系统走出来的人，回到县中调研时，她还是被一个数据深深地刺激到——有一座县城，中考前100名的学生有85人去外地求学。

今天，县中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优质生源和教师“流失”。那么，被剩下的学生和老师将会面对什么？2019到2022年间，林小英与她的学生们辗转国内东部、中部、西部等地的县中调研，将研究发现写成《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一书，于2023年夏天出版。

最初进入田野调查时，林小英目睹了一所所中学的尖子生流动到别处，剩下茫然的师生。在县中调研，她最常被问的问题是，“好学生都走了，我们怎么教？”

“如果一个老师只会教好学生，并不考验他的教学能力。”林小英说，“这问题回答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

身处县中的人，对流动有着切身的认识。不止一个人告诉林小英，“以前一个省里，尖子生出在哪所学校是不确定的。现在几乎不用猜。”“为了获得某种确定性，我们早早地人为干预尚未成年的孩子们，不让他们自然演化。这也打破了教育应该给人带来的某种希望。”林小英说。

“中国两千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这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我们未来社会的面貌和发展。他们才是中国教育的底色。”林小英在书中写道。

2021年全国两会提出要振兴县域普通高中教育，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近年来许多地方也推出了各自的“县中崛起”“县中振兴”计划。在人人追逐优质教育资源的当下，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县域教育存在哪些问题？我们的教育生态该采取适者生存模式吗？县中孩子如何看待自己接受的教育？对这些问题，我们和林小英展开了对话。采访中，她不断提出问句，试图从中追问出更理想的县域教育形态。她还多次提到分配正义，强调自己并非追求绝对的公平，“在国内经济飞速发展了几十年之后，我们的政策应该更积极地回应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

▲林小英

置身事内——县中毕业的研究者研究县中

南方人物周刊：从动念做县中研究到进入田野，你对县中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林小英：我毕业于县中，但最开始关注县中时，我没有代入自己的成长经历，只觉得这是一个教育领域需要关注的事。等到我需要分析和阐释我在县中田野遇到的很多事时，我的主观性就出来了：我要怎样看待县中的孩子们？我要置身事外吗？我是异乡人吗？经过许多次追问，我觉得站在哪一种知识角度都不足以说服自己去言说他们的故事、分析他们面对的问题，我必须置身事内。我也确实曾经置身事内，后来又出来，现在重新走近他们，等到学术发表时，我又必须出来。一进一出的身份切换构成了我今天看待县域教育的角度。

当我置身事内，一个很刺激我的数据是：一座县城中考结束后，前100名学生中有85人选择去外地求学，只剩下15人。四年前我了解这一现实时十分震惊，今天再看这个数据，我觉得再正常不过了。现在的情况更加严峻，我听说2023年西部一个县城前300名学生走得没剩几个人。说实话，我都怀疑自己这种见怪不怪的态度，还是说，我需要表现出一种研究者需要的超然态度？似乎哪种都不应该。就像新闻有七天的热度，我希望七天以后这件事还能让我感到疼。

南方人物周刊：说到置身事内，你什么时候感到自己真的置身其中？

林小英：我做第一个调研时还置身事外，你读书的第一章会发现内容是很批判的，到后面我越来越不批判了。如果我继续做这项研究，我特别想找一些好的例子，其实山西省、河南省个别地方的县域教育做得很好。我特别想要接触这样的人，研究他们如何屏蔽掉诸多不利因素办学，这里面有更多需要我们琢磨的东西。毕竟，谁不会批判呢？

很多人读完《县中的孩子》后问我“怎么不提建议”，我其实不是没有建议，但与我接触过的校长和老师们相比，他们太有智慧了，不如去问他们。我常常换位思考如果把我放在他们的位置，我比他们更有能耐吗？答案是否定的。学术研究看到问题后不见得能得到解决之道，从结论到解决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曾经专门教人如何去提政策建议，好像一个建议很随意就被提出来，如果真的这么容易，就太藐视我们政府的决策者了。

南方人物周刊：调研中，老师们普遍的困惑是什么？

林小英：几乎每个地方的老师都会问，“很多好学生走了，我们怎么办？”这很好回答，但不好做。每当面对这种提问，我就有种鲁迅口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心情。真正考验一个老师教学能力的是怎么去教暂时处在低洼地带的学生，这也涉及到我们如何思考基础教育这一命题。

何为基础教育？如果它是拔尖性的、创新性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只关心中上部分的学生；如果是基础教育，毫无疑问，老师大半的精力要关注中下部分的学生，至于另一部分的学生，让他们自由自在成长就好。我们现在看到学有余力的学生，总是希望他们抓紧去学下一年的课，最后发现大家最缺乏的能力是玩。

回到你的问题，好学生走了怎么办？如果人生是一场万米赛跑，学校老师教育这些孩子的几年可能都不到他们人生的一千米，你怎么能够断定这些暂时领先的好学生在万米终点站时是胜出的？

▲位于湘赣边区的湖南株洲攸县一中，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辅导 图/新华社

县中教育生态该采取适者生存模式吗？

南方人物周刊：从什么时候开始，县中孩子作为一个话题被单独拎出来讨论？

林小英：县中的问题是由于优质生源和优秀教师的流动（不能说是流失，这个词并不全面）导致学校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它也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本来一群人一起排队做操，前面1/3的人突然散场，剩下这些人的操还做不做？一群人突然分裂成两类：有的尖子生考上了北大清华，拿奖学金，被媒体报道；被剩下的孩子们本来在一群人中很自在，现在也许会觉得“原来我这么差”。一些县的地方政府选择“躺平”，任其衰落。一些县决心雄起，政府招商引资，引进外地名校资源，大办新贵学校。

南方人物周刊：这些新贵学校能防止优等生的流动吗？

林小英：不能。这个现象我观察了十多年，刚开始挺迷茫的，总觉得哪里不对。引进外部名校资源、委派执行校长、挂牌某某大学附属学校分校，辅以一系列配套政策引进特级教师和优秀学生，一所新贵中学在一两年间就能迅速崛起，相继地，也会带动本地医疗和经济开发，政府开心，开发商也开心，老百姓也愿意多出点钱上好学校。这么看，似乎没有人输，输的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学生就这么多，从教育生态的角度看，把一个县城中考前600名的学生全部交给新贵高中，他们之中也有最末一名，被分出了鸡头凤尾。等到中考填志愿，大家就开始纠结，以前我在哪所学校都可以做“鸡头”，现在有了只金笼子，我要做“鸡头”还是“凤尾”？

从个体竞争的角度评价，这件事无可厚非，但当我们把教育当作一项事业，这件事就有了不同的分析角度。新贵高中兴起了，普通高中就该衰落吗？它们原来也是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起来的，老师和学生本来待得好好的，突然多出一所新贵高中，人心能安稳吗？这不是靠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就能解决的。我们总忘了人都是社会性的动物，不能只强调个体的竞争和胜出。或许有些学经济的人认为我是在倡导学生不要跨区域流动，我才不是。人的迁徙和流动是天然权利，个体在现有的分配格局之下为自己赢得更多机会，我觉得无需责备。只是，公权力必须从共同体的角度去理解县域教育，将资源分配得更加正义。

南方人物周刊：县中教育的衰落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吗？

林小英：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觉得县中的衰落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其中经历了很多或显明或潜在的制度性干预。我们现在的分配原则是基于能力优先的强者多得强者先得。什么是能力？对于什么都还未确定的未成年人来说，政策和制度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暂时跑得快的人其实是不公道的。给考得好的学生分配最好的老师，这个理由可以成立，但不构成充分必要条件。有些人晚熟，前期表现得没那么出色，但他们就不需要被关注了吗？从积极歧视（积极歧视又称“机会平等”、“积极行动”、“肯定性行动”等，指为了弥合各方面的不公和歧视而采取的面向被歧视人群的临时性倾斜政策）的角度来讲，难道不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些人吗？不说优待，我觉得至少要同等对待。这之后，他们最终各自能取得什么成就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分配正义特别重要。

▲2022年6月4日，重庆市巫山县大昌中学高三学生在大昌码头有序登船赴县城参加高考 图/新华社

将孩子的问题归咎于家庭

是最没有出路的一种归因

南方人物周刊：县中的孩子学习习惯差，对未来没有规划，不知道更好的选择是什么。许多老师认为这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林小英：这确实是最容易归因的。很多人说，童年留下阴影的人，要用一生去治愈。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也过于单一。它总是指向我们的原生家庭，但指责过了之后呢？人永远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这么讨论问题是无解的。

从学校的角度，我们指责孩子的原生家庭有问题，导致他们学习习惯不好。这难道不是我们基础教育应该教的内容吗？这是义务教育，我们不可能让一个家庭把孩子教得好好的，学习准备度达到了高分再送来学校。现在一些学校习惯收集学生的准备度量表和家庭信息，甚至希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为学校提供资源。这些都是不对的，老师不应带有分别心来对待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当然，我也理解学校为什么需要家长替孩子们做好学习准备，近些年来，对教师教育惩戒方面的约束非常多，老师对学习习惯不好的学生也无可奈何。所以我在书的尾声也提到，教师负责教书育人，对他们的评价标准与对校长的不应当一致。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你向县中孩子们设问：如果未来有孩子，是否愿意送孩子去县中上学？他们虽然身处县中，却不觉得自己的孩子以后要去上县中。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接受的教育？是否仍将其视作阶层跃升的手段？

林小英：当初这么提问是想知道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所在县中的教育，但我发现问不出来，后来就换了一种问法——假如未来你有孩子，你愿意把他送到你现在这所学校吗？一些孩子说不会。这当然不是所有孩子的回答，但听到答案的时候我挺难过的，心里也立刻闪现两个词：“自卑”与“自负”（用这两个词去形容挺对不起他们的，我至今都在斟酌）。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在这里上学，以后还说不定呢。

当学校的好学生走了之后，他们觉得社会是瞧不起他们和他们学校的。那些逼人的眼光让他们体会到了自己的处境，我的提问也给了他们言说自我的机会。谈论未来是容易的，我记得有学生对我说，“我的孩子将来一定要上清华北大。”而且不止一个人。他们心里有一股气在。

南方人物周刊：你怎么处理面对这些现实时强烈的沮丧和无力感？

林小英：沮丧和无力感来自于每调研完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县中的时候，发现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因此，当有人问我怎么选择田野点时，我总想鲁莽地回一句，这还用选吗？到了调研的中后期阶段，我都主动去发现一些看得到光亮的现实，也更愿意在书中呈现一些好校长。他们一方面让我感动，一方面令我佩服，我希望他们能浮出水面，让更多的人看见和学习。也通过这些好的经验告诉犹豫不决的人们，这样做是对的。

南方人物周刊：对于现在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更容易考出来还是更难了？

林小英：更难。学校之间的分层太明显了，说到底还是分配正义的问题。尽管政府在教育公平和资源均衡层面使出浑身解数，但另一方面，他们却设置了重点学校政策，以项目经费保证优质学校的优越地位。在这里，我想说自己并非要追求极致的公平，只是在我们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之后，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和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我们的政策响应得还不够。

南方人物周刊：今天我们关注县中意味着什么？如何避免以充满刻板印象的视角去谈论？

林小英：我觉得《县中的孩子》只是一个书名，单看里面的内容，哪一页对城市里的人来说没有相似性呢？中国两千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它是中国教育的底色。当我们吃饭、修裤脚觉得服务员素质不够的时候，要想想他们从哪来？围绕着我们城市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网络能缺少他们吗？从这个角度讲，县中的孩子们终将汇入我们社会的人潮，我们在生老病死的各个场合终会相遇。关心他们，就是关心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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