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中，面对文化霸权，我们应该如何保持文化自信自强？

2023-06-01 03:37:28 来源：阿布的分享

随着社会的发展，跟国外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多，有外国人进来中国工作、生活、旅游，也有走出去留学、工作、旅游等等，由于不同的文化，出现了矛盾、对抗，还有文化霸权，避免对抗，寻求和谐共处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特别是要保持文化的自信自强。

1 文化霸权

1）文化作为软实力重要表现

(资料图片)

1990年，基于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的美国经验，约瑟夫·奈把综合国力划分为硬权力（hard power）和软权力（soft power）两种。硬权力是强制性权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资源、经济资源和科技资源等，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典型；软权力则是一种同化性权力，主要用以指“一种常常源于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太多情况下被忽略的吸引力”，包括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

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是软权力的核心要素，一个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有赖于一个国家通过观念的吸引力或确定政治议程来塑造他者倾向的能力，即让他人做你想要他们去做的事情。

软权力必须以硬权力为依托，没有硬权力作为载体或“推进器”，软权力就无法投射到国际舞台上。美国在软硬权力上的双重优势，使它有能力轻易消灭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软权力”，也是一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方式。

尤其是，当其他国家认为美国在不断地竭尽全力推进其军事和经济进程时，“好莱坞所树立的乐观、迷人、幽默的美国形象将会被一个傲慢甚至危险的帝国主义强权的形象所取代”，在这种情形下，“软权力不幸将会被不受控制的硬权力所支配，它也不会被看做无害的娱乐和消费主义，也不会被看做是对普通国际消费者的温和劝说，而是披着羊皮的强权”，就信息时代可能获得这一权力所需的条件而言，美国是具有巨大优势的，具体原因包括：主流文化和观点更接近普遍的全球规则；具有多渠道的交流；国内和国际表现能够增强其可信度。不过约瑟夫·奈说过“如果我们傲慢自大，对外部世界麻木不仁，浪费我们的软权力，我们就会增加受到攻击的危险，卖空我们的价值观，加速我们优势的丧失”。

2) 文化外交

为了扩大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不同的国家都会进行文化外交。

法国是大国文化外交的开拓者。推广法国语言文学，“俗人使团”，创建法国学院，国家校际交流处、海外学校、法语基金，国际技术合作处，文化及技术事务总局。

英国，英国海外共同体外办委员会，英语联盟，推广英语同时推广英国文化。

日本，文化关系协会，提出文化强国，推广日语，加强国际人员交往、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援助世界文化事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美国，特纳备忘录提出了文化外交，建立图书馆，文化中心，学校，国际教育交流处，美国对外交往的手法变得日益多样和隐秘，在“赢得人心和思想”（to win heart and mind）的冷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国民间对外文化交往的主要特色就是主体多样，包括个人、私立或国立大学，各种形式的文化和教育基金会，以及从事教育、文化和技术援助的各类机构。

3）文化帝国主义

挪威政治学家加尔通（Johan Galtung）提出了“有权力的中心国家”和“无权力的边缘国家”的概念，并据此分离出五种帝国主义概念：政治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传播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殖民主义，即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领土的直接占领；第二阶段是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即边缘国家获得了独立，但是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精英们仍然通过国际组织的活动，保持着“利益的和谐”；第三阶段是新的新殖民主义（neo-neo-colonialism），它将发生在将来，发生在中心和边缘的精英们通过迅速的国际传播而合为一体之时。

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概括了不同学者使用的四种“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一是等同于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即西方利用媒体霸权大量输出西方文化产品，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二是将“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话语，批评西方文化破坏了后发展国家的文化传统，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国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三是指消费主义的扩张及其对全球的主宰，导致了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四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指西方把技术、科学和理性主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城市化和民族国家等现代性当做全球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唯一模式强加给整个世界，现代性的强力扩张就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

4）文化霸权

现代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与古代帝国的侵略扩张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让全世界都臣服于一个“普遍”模式。

从西方文化的历史根源来看，“传教士”心态和“救世主”精神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现代物质文明的成功又使之陶醉，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传输给其他国家。布劳特（James Blaut）就指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在于，“过去使欧洲具有优越性的因素现在可以传播出去，传播到欧洲世界以外，使那个世界或多或少地赶上来”，而“欧洲过去的发展公式，到资本主义阶段并包括资本主义阶段，是非欧洲未来发展的唯一的可行公式”。

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Zibgniew Brzezniski）的解释是：英国的海外帝国地位最初是通过探险考察、贸易和征服三者相结合的手段而取得的。但是，英帝国很像它的罗马和中国先驱者或者它的法国和西班牙对手，也从认为英国文化优越这一看法中获得了很大的持久的力量。那种优越感不仅是帝国统治阶级的主观的骄傲自大，而且也是许多非英国国民共有的一种看法。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之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帝国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在1914年，仅仅是几千名英国军事人员和文职官员，就统治着大约11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非英国籍的差不多四亿人口。

那什么是文化霸权呢？葛兰西说与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相区别，统治阶级不是简单地“统治”一个社会，而是通过道德和知识的领导者积极引导这个社会，这就是“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主要用于解释文化的性质和政治意义以及文化间的冲突，特别是文化强国与弱国之间、强势与弱势文化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西方文化霸权”，所指的是西方国家将其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文化要素作为一种普世性标准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全球文化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而运用文化力量来影响和制约世界事务的战略谋划。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来，世界近现代史上占据主要地位的就一直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者立足之后，立即引入了本国的教育方式、技术手段，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也被带进了这些国家，殖民地人民完全被陌生的欧洲文化所包围，不可避免地，或先或后、或深或浅地处在欧洲文化的影响之中，难以自拔。

即使在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独立，殖民地与宗主国依存关系的丧失，并没有改变东西方之间根深蒂固的等级关系，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中，传统与现代、发达与落后、民主与专制等含有明显价值判断和政治斗争色彩的话语模式仍然存在，显现着浓厚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情结。这也是西方文化霸权能够继续的重要原因。

2 文化多样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盛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文化领域的表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全球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发生了“反欧洲中心论”，反应了后发展国家文化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文化上的抗争。目前全球范围内已逐步形成一种共识：寻求人类文化合作的空间和普世伦理的价值，并不是为了抹杀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差异，而是相反，“差异有助于形成一个安全、稳定的新文明”。

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的概念来自于对生物多样性的尊重与保护，包含了人类在对待环境方面累积下来的经验储备，引导人们尊重历史和宽容地看待不同的文化。文化多样性的核心内涵在于：大自然把不同构造、不同面貌的环境赐予了不同的民族，多样的环境滋生了多样的生态系统，多样的生态系统哺育了各具形态和个性的文化。正如多种多样的生物体和生态系统的相互弥合造就了生机盎然的全球生物圈，世界上各个文化都有独立创造和发展自己文化的能力，都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各自的贡献。

文化多样性则是相对于文化发展中的“特化”现象即文化单一性或纯粹性而言的，如果人类过分依赖某些特定的文化内容，最后也可能造成整个文化的僵化而丧失了演化上的优势。总之，和生物体一样，文化也必须强调内容的多样性与发展的多元性，一些学者甚至断言：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

在民族国家层次上，文化的民族或族群特性，决定了文化多样性的维系取决于主导文化与群体文化之间、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关系。

第一，主张同化者模式（Assimilationist Model）。否认和拒绝文化多样性，认为少数族群通过与主导文化之间的接触，其成员会放弃自身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主张实施相关政策来消除文化多样性。

第二，差别与排斥模式（Differential-exclusionary Model）。这一模式主要产生于根据主要人口的民族背景来确定民族认同的国家，由于主导群体不愿接受少数族群或移民为其成员，从而产生了排斥性的移民政策、限制性的入籍规则以及拒绝承认自己为移民国家等社会政策。

第三，多元文化模式（Multicultural Model）。这一模式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思想基础，认可、接受和鼓励文化多样性，追求来源多元的个人和群体共存的理想状态。同时，该模式为谋求族群、宗教、语言方面的少数族群参与公共领域，制定一系列处理族群、文化多样性问题的原则和措施。自冷战结束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已成为西方普遍的社会思潮。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文化的发展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没有其他文化的多样性存在，自身文化事实上也就大大失去了发展的机制和动力：一方面，不同文化价值的趋同和同一，永远无法取代不同文化之间固有的诸多差异；另一方面，不同文化在珍视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和吸收也需要不断增强。

保护文化多样性是不同文化和国家维护自身利益、捍卫和承继自身成就和价值、维护本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乃至保持世界相对稳定的必要前提。如赛诺咨询的文化风格偏好测评（CSI），可以为团队成员提供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识别和利用文化差异和相似之处。利用团队的文化风格偏好地图，团队可以清楚地看到哪里需要缩小文化风格差距，并看到团队内如何社交和建立信任，制定决策并与权威互动，以及其他成员如何展示信息并期望受到同事们何种方式的影响。

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各个文化都应秉持文化多样性的观念，相互承认文化的差异，既不是“同化”，也不是纯粹的“共处”，进而建立一种越来越抽象的“团结他者”的模式，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3 文化自觉

识别了文化霸权，需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那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如何保持文化的自信自强呢？

第一，文化霸权理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族主义话语”，否则，就是对这一理论本身的歪曲和误解，会不可避免地使之沦为狭隘民族主义的“遮羞布”和“挡箭牌”，进而忽视非西方文化的主体性与选择性。

鲁迅就发出了深刻的警示：“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唱反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叫保存中国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第二，面对文化霸权不能直接就投降，直接跪了，外国的月亮就是圆。

“文化霸权”是最难抵挡和对抗的霸权，而当下的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在四个基本方面发挥着控制作用。第一，通过强调西方喜欢的经济体系，忽视其缺陷，以及通过国际广告影响南方国家的消费方式。第二，国际传播体系制定了各国的国内政策，西方媒介支持那些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政府，诽谤那些反对西方的国家。第三，国际传播体系制定了国际政治的整体特征，因为传播体系有力量界定地方战争的性质和各交战方的特点。第四，国际传播体系通常起到制造和维持种族和文化的定型观念的作用。

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发人深省：美国难以成为21世纪的领导者，不仅在于其经济力量的式微，更在于其人文精神的失落，“一个基本上由缺少较深刻的人类价值观念的、为追求物质享受思想所支配的社会形象，总会削弱美国社会模式的全球吸引力，特别是作为自由象征的吸引力”

20世纪20年代，面对中国知识界泛滥的吹捧欧洲文化的浪潮，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提醒人们：古老的欧洲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准备把新的中国作为平等的一员接受进西方的文化实体中。欧洲人正在和中国人玩弄愚蠢的允诺游戏。不择手段地激起欧洲以外的国家对欧洲文明的渴求是欧洲人的根本心态，但其目的仅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

2005年12月9日，约瑟夫·奈在《亚洲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Asia）撰文总结了中国的软权力资源：富有魅力的传统文化；全球流行文化，如电影、体育、旅游资源等；政治价值观，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正变得越来越比“华盛顿共识”更有吸引力；外交领域对多边机制的积极参与。

第三，面对文化霸权，需要保持文化的自信自强。

1997年，费孝通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化自觉”命题，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文化自觉的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

二是，要自觉到旧文化，即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条件下形成的，要使它有益于今天，就必须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

三是，要自觉到我们今天是作为全球的一员而存在，已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个体，因此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参与世界文化的重组，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魏源的答案主要有三。首先，要告别愚昧，不能盲目自大、过高估计中国传统文化，“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之外皆六经”。其次，要了解西方。当务之急是设立翻译馆，不能在国际交往中因为无知闹出令人痛心的笑话。其三，要学习西方，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在魏源之后，严复倡导的汉译西方名著，梁启超倡导的“新民说”以及史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歌革命等，不断推动着中国文化传统转型的历史车轮。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向国人呼吁：“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中国，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利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走出东方”的观点，胡适也有“充分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论调，引发了绵延至20世纪后期的大争论。

陈寅恪在剖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关系的问题时就指出，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正是“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者也”。卫礼贤也认为：“中国人民在他们的整个历史长河中，都显示了一种在短时间里吸收外来文化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强大的适应性。”

张岱年曾指出，“中国文化在西方近代文化面前的‘相形见绌’表明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必然含有严重的缺失”，他为此总结了中国传统的“四长四弊”。四长是：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重视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肯定道德自觉的人格观念；爱国爱族的牺牲精神。四弊是：尚通忽别的致思心习；不重实际探求的学术方向；忽视个性自由的人际观念；尊尊亲亲的传统陋习。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无疑是不同文化的相互补充、相互接近和相互吸取，这个过程必然会产出许多人类共同的价值和行为规范。同时也要看到，文化的相互融合是有限度的，文化之间的差距会有缩小，但根本的差异将持续存在下去

如何避免自身传统与历史的断裂性变迁？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延续历史、更新自身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对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珍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在现代化潮流中生存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尺。至于哪些传统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哪些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哪些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严重的障碍，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作出具体的评估。

就中国现实的国情和文化传统的特质而言，既不能把文化传统笼统地视为现代化的阻碍，也不能把现代化视为以现代性彻底取代传统的过程，而是要努力呈现文化传统的价值。重中之重，就是通过弘扬文化传统，精心培育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文化本位和民族精神，焕发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意志力和生命力。

余英时在考察世界若干地区的文化动态后就指出：“今天世界上最坚强的力量既不来自某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

值得欣慰的是，鉴于断裂式变革留下的深刻教训和中国的现实国情，渐趋成熟的中国思想界已不再简单地用“激进”标榜进步、用“保守”斥责落后了。

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说过，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传统，世界不能没有她的参与”。譬如，中国传统中崇尚“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有助于消除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形成和谐的生态观；中国传统中固有的“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关注人类命运的道德理念，堪为人类价值观的整合基点；中国传统中不懈追求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价值有助于化解当前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肉体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也能够为人类改善生存困境的努力注入海德格尔所说的“超越理性”的生存智慧和情感。

4 文化输出

从理性看待传统文化，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现在需要输出我们自己的文化。

第一，电影与电视剧：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电影《功夫》、《卧虎藏龙》和《霸王别姬》等作品赢得了国际认可，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琅琊榜》、《了不起的孩子》和《庆余年》等，吸引了全球观众的关注，并通过在线平台进行了多语言翻译和播放。今年上映的《流浪地球2》在全世界的科幻电影圈兴起了很大的声浪，传达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第二，传统艺术与表演：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如京剧、杂技和民族舞蹈等，在国际上备受欢迎。中国艺术团体经常在国际巡回演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独特的文化艺术。

第三，文学与书籍：中国的文学作品也开始走向国际。一些中国作家的小说、诗歌和散文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世界各地发行。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余华的《活着》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第四，文化节庆与活动：中国的传统节日和文化活动，如春节、中秋节和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庆祝。这些活动为人们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机会。

第五，中国菜：中国美食在世界各地都有着广泛的传播和受欢迎程度。中餐馆在全球范围内开设，并受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喜爱。

中国的传媒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媒体平台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的娱乐节目、综艺节目和网络红人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观众和粉丝。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和微信，已成为了中国人分享信息和互动的主要渠道。许多中国的名人、艺术家和专家通过社交媒体与全球观众进行互动，分享他们的观点、作品和生活。

中国的直播平台，如快手和抖音，为用户提供了实时互动的视频内容。许多中国的主播通过直播平台展示自己的才艺、生活和旅行经历，使观众能够近距离了解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应用分享创意短视频、搞笑片段和才艺表演等内容，使中国的流行文化和时尚趋势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的游戏米哈游，修仙网文圈粉无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传播出去。